• 刘晓林

• 寒江雪
• 李宣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之为文宗经载道观

     文以载道为中国文学诚意正心之显著标志。曹丕《典论-论文》最早提及，至宋代大儒周敦颐进一步发挥与解说。简言之，道是中国哲学中天地人合而为一的规律。狭义可指人类永恒遵循和恪守的道德规范和理念，亦可谓人类良心，社会良知。而这种良知之至高解读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，即仁义礼智信的经典。夫子继圣，独秀前哲。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孔子学说一统天下的历史。虽然与之同时或而后之学说林立纷呈，而儒家学说却始终立于与天地恒存的崇高地位。而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恰与圣人至道以同步。无论韩柳欧苏李杜元白无不以载道为己任，其文学长垂丽天之象，得以雄肆百代。诚然，无论何种体裁创作者若不以道心行文，其言自无从以正，其文自无从以立。

    自五四非孔而西学东渐百有余年，文失雅驯，“道”每淆乱。盖人心放之易而雅正难，文事驰之易而修补难。或取“道”中途，失之本根；或求奇求新，危言耸听。是以文无正气，笔乏俊骨。洋洋万言不知所止，有笔而无文，信难行远焉。在科技普世，生存竞争之时代，字海文山已成为时代之诟病。因此，文以精约，言以简达，意以深闳自为文心所追慕。辞赋作为一种古老正宗之文学体裁，在新世纪伊始即已悄然兴起，以至大雅正声颇有振铎九域之势态。更有文化界名流为赋坛前驱，创办期刊，简拔人才，提携后进。一时文心所向国学之复兴诚指日可待也。

    而文学之真正复兴犹如漫漫长路，探源发微，承以济世非十年之功不得显见也。我国文学雅正之一脉百年以来几至断绝，非潜心于国故者难以为继。而步武两汉，希踪四杰。文章正轨，赖此仅存。自古赋体得列六艺之一，为古诗之流亚。至屈宋作赋以讽，骚赋始成为独立之文体。而骈赋一道，清代以来名家迭出，具可效法之。考其历代，无论庾徐杨马皆能藻采典丽，流连哀思。温柔敦厚，道取圣人之大义微言，以成文章济世之伟功。清学者马其昶有《载道集》十二卷，稽讨义例终身不厌，谓文学之道不得须臾而离也。我民族立国于天地之间能传嬗数千年之久，必有其所以存立不弊之道，是曰国粹。今之有识之士，以复兴国学为务，正努力彰显千年立国之大道，转而为不朽之文学。

   易曰：“鼓天下之动者，存乎辞，辞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。”是以，宗经原道征圣为千古为文者恒久不变之立意。几年来，我以赋作近百篇见诸读者。而创作力求气韵流贯，祛生涩而见晓畅，祛俚俗而见风雅。而每以古道明其义理，激扬情感。康有为先生历遍欧美归而叹曰：西人所言自由平等博爱之新道德实为我中国所独有。道德本于心，没有新旧之分，而家有文轩何为宝人之弊驷耶？康先生写成《欧洲十一国游记》，主要考察外洋之国土，政教，文物及民情，相较之下对中国儒家哲学愈加坚定，并奉为终身旨归。以为孔子之学无所不备，非西学所能望其项背也。

   十几年来，我于教学之余竟读古籍，儒家之道深谙习之，故为文自得遵循。高山仰止，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。譬如赋我中华之大，必言孔子之道，一以贯之。赋我雄关之壮，必言以人为用，长城而得固。赋我海南珠崖之美必言“天涯而有尽，直道以无穷”。赋我当代人物，必言仁义为之濡养，道德成其勋业。在我笔下，意必为先，无论家国，无论情境必以道见之，或行藏其中，或显扬于外，或融会贯通。我以为作文之命意非在出奇而在道明。道乃文之魂，道乃文之骨，道乃文之气。而立言者唯有凭倚圣道才能烛照万类直达古今。诚然，孔子之学乃为万古之人伦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犹可瞻望，未来之世界当是东方智慧显达之世界；未来之世界当是仁学一统之世界。而一切后学之思辨，舶来之道术皆难以匹敌之。唯有孔子之道乃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至圣之道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   康有为曰：辞章之学，文先以读《楚辞》，次读《文选》则材骨立矣。《文选》当全读，读其笔法，调法，字法。兼读《骈体文钞》则能文矣。读《古文辞类纂》则文有法度矣。曾国藩为文力主六经之外有七书，能通其一，即可成学。七书为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庄子》《韩文》《文选》《说文》《通鉴》。而史记，韩文当为必读之书。是以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，至于文气则附于理而行，理足则气坚凝。当今之时或有言曰：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，文以境迁，言以境择，何当泥古而若是？古文大师林纾有言“天下之理，制器可以日求新，唯行文断不可力掩古人而自侈其厚。”因为古人为文无不明道，天理人理融通于文理，虽百世不易也。考其当代，为诗赋者以百万计，而以道心为文者毕竟无多矣。是以，倡古道务去浮躁，操雅调勿求普及，复国粹力秉诚意，此当前之大端也。

   中华民族之今天与未来必将得之于五千年之精英文化之承继,中华民族昌盛与繁衍必将得助于流风千古之文学。一百年来西学东渐，文艺纷呈而杂沓，思想紊乱而虚空。为此，中华民族应该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之文化启蒙运动。威扬雅调，摒抑郑声，大道在斯，与尔同行。